杜華賦:爬格子的那些事

寫稿

寫稿，給我?guī)砹藷?，也給我?guī)砹丝鞓?寫稿，使我付出了許多，也改變了我的命運。

我自幼酷愛讀書和寫作，并立志在新聞和文學事業(yè)上有所作為。上世紀70年代中期，我從縣中學高中畢業(yè)，回鄉(xiāng)“接受貧下中農(nóng)再教育”。從那時起，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寫作事業(yè)。白天“爬”田埂，晚上“爬”格子——幾乎成了我生活全部內(nèi)容，并祈望有朝一日，能從田埂“爬”出去，實現(xiàn)自己“穿皮鞋，坐辦公室”的理想。

其實，那陣兒寫作，根本不懂什么是新聞，什么叫詩歌，全憑一時的熱情。往往是聽到廣播里播送“××縣加強小春田間管理”，我就如法炮制一篇“××鄉(xiāng)小春田間管理抓得好”的新聞稿，寄給電臺和報社。就這樣，廣播里播什么、報紙登什么我就趕寫什么，跟著別人屁股使勁攆，源源不斷地將稿子撒向四面八方(那時給新聞單位寄稿子不貼郵票，信封上剪角即可)。就這樣，我常常站在村頭，翹首等待“綠衣使者”送來佳音……然而，一天兩天，一月倆月，一年兩年……寄出去的稿子如石沉海，杳無音信，我心里又急又氣!

一天中午，我收工回家時，看見隊上的稻田里有一群學生在捉魚，而此時正值水稻曬水季節(jié)。他們這樣做，就會堵塞田溝，踩壞秧苗，影響水稻收成。我立即制止了他們的行為，并疏通了田溝，扶正了稻稈。事后，我想這件事應(yīng)當提醒家長和老師，加強對學生進行愛護莊稼的教育。于是，我連夜趕寫了《水稻曬水時節(jié)，學生不要下田捉魚》的讀者來信，寄給了省里一家報社。

一個星期后，我收到了報社一位素不相識的編輯寄來的樣報和一封信。信中說：“以后寫稿子，要抓住最新鮮的事實，文字要簡明扼要。原稿中開頭一二段關(guān)于農(nóng)業(yè)學大寨的大好形勢都應(yīng)刪去，結(jié)尾上一大段‘希望貧下中農(nóng)的后代不忘本、不變色，做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事業(yè)的可靠接班人’的議論，更是畫蛇添足……希你將原稿和刊用稿對照一下，注意吸取經(jīng)驗教訓，多觀察多思考，多寫作多修改，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”我翻開報紙一看，原來，我洋洋灑灑寫了近千字的稿子，編輯只用了216個字!就這樣，我的第一篇作品終于見報了——時間是1977年7月12日。從此，我便愈加勤奮，筆耕不止，我的新聞和文學作品也相繼在各家報刊發(fā)表，并三十多次獲獎。

面對這些成績和榮譽，我感到滿足和欣慰。然而，最令我感動和難忘的是那些素昧平生的編輯老師。三十多年來，我得到了全國二百多家報刊編輯老師的熱情幫助，尤其是他們將那些粗糙、平淡的稿子精心地修改和潤色，我常常為此感動不已。

感謝您——所有為我發(fā)稿的編輯老師。

投稿

打開電腦，登陸網(wǎng)站，輸入收件人的電子郵箱，打上標題，添加附件，最后一點發(fā)送，一篇稿件就發(fā)送完畢了，前后只需三分鐘。然而，在幾十年前，你知道投一篇稿子需要多少時間嗎?

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，我從縣重點中學高中畢業(yè)回到家鄉(xiāng)，白天，我和貧下中農(nóng)“戰(zhàn)天斗地學大寨”，因為喜歡讀書寫作，晚上，我在煤油燈下讀書寫作。稿子寫好后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一路小跑到三公里外的鎮(zhèn)郵政局去寄稿子。那時，向全國所有報紙、雜志、電臺投稿，都不貼郵票，在信封右上角標明“郵資總付”的字樣就可以了。所以，我的投稿戰(zhàn)術(shù)是：一稿多投，廣種薄收。我的投稿理念是：“東方不亮西方亮”。

就這樣，我投了三個多月的稿子，結(jié)果是“顆粒無收”，“東方不亮西方也沒有亮”。我有些懷疑鎮(zhèn)郵政局是否把我的信件寄出去了。于是，從第四個月開始，我步行13公里，到縣城郵政局去投稿。有一次，公社革委會主任安排我寫一篇《山區(qū)農(nóng)民批林批孔，掀起學大寨的新高潮》的稿子。當天晚上，我就苦思冥想，一直寫到12點過，翌日，天剛麻麻亮我就出發(fā)了，趕到縣城還不到七點鐘。等郵政營業(yè)廳上班后，我將裝著沉甸甸希望的信封滿臉笑容地雙手遞給營業(yè)員。由于擔心出現(xiàn)意外，我在郵政營業(yè)廳等了三個多鐘頭，親眼看見營業(yè)員蓋上郵戳丟進專用的信筐里，我才放心離開郵政營業(yè)廳。這樣堅持了兩個多月，投出去的稿子仍然杳無音訊。其實，那些聽見電臺廣播什么就寫什么的“馬后炮”怎么能采用呢?

1980年，我來到廣旺礦區(qū)揀銀巖煤礦工作，五年后又調(diào)到廣旺礦務(wù)局機關(guān)工作。辦公地點在城區(qū)，投稿方便了，但是新聞的時效性卻一直困擾著我。一篇稿子從郵局寄到成都，要四五天才到編輯手上;寄到北京時間就更長了，一般要八九天編輯才能看見稿子。這樣，“新聞”都成了“舊聞”。有一年春節(jié)前夕，北京一家中央新聞單位給我特約了一篇反映礦區(qū)職工群眾過春節(jié)新變化的稿子。誰知，郵政局投遞員將地址看錯了，將“四川廣元”誤投“四川廣漢”。等約稿信到我手中時，春節(jié)都要過完了，把我氣得七竅生煙!既失去了一次上中央大報的機會，又一連打了幾十元的長途電話，向編輯賠禮道歉。

如今，這一切都徹底改變了。感謝日新月異的時代，感謝無所不能的網(wǎng)絡(luò)。

稿酬

說起寫稿投稿，就不得不說稿酬。但說起稿酬，真有點兒“讓人歡喜讓人愁”。

從1975年開始，我的稿子陸續(xù)被縣廣播站、《綿陽日報》《四川農(nóng)村報》《四川日報》、四川人民廣播電臺、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采用。作品發(fā)表，當然非常高興。但是，高興之余卻有點兒“才下眉頭，卻上心頭”的感覺。因為還在“文革”時期，稿酬被視為“封資修”的東西?？h廣播站采用稿子后，就給我寄來七八張稿箋紙;省級和國家級報紙、雜志、電臺用稿后，會及時寄來用稿通知和樣報，年底，他們給我寄來年畫、慰問信和書籍。

“文革”結(jié)束后，報紙、雜志、電臺恢復(fù)了稿酬制度。1980年，因為在各級媒體發(fā)表了許多作品，被廣旺礦區(qū)揀銀巖煤礦作為“人才”招收到礦工作，在礦宣傳科擔任新聞干事。我的工作是：采寫、編輯礦廣播站的稿子;向《廣旺礦工報》組稿投稿。我一年在《廣旺礦工報》發(fā)稿一百余篇消息、通訊、詩歌、散文、小說，稿酬有0.3元的，有0.5元，最高有三元的。在省級、國家級媒體發(fā)稿的，一般500字左右的消息3～8元。有了稿酬，寫作的勁頭更足，我平均每個月的稿酬收入有三十多元，幾乎是工資收入的一半，周圍的人都非常羨慕我。

1985年7月，我調(diào)到《廣旺礦工報》任副刊編輯，這給我寫作創(chuàng)造了良好的環(huán)境。我十分珍惜這個工作崗位，一面精益求精地經(jīng)營副刊園地，滿足多層次讀者的需求，另一方面廢寢忘食地讀書和寫作，作品不斷在全國各級媒體發(fā)表。正當我的工作和事業(yè)漸入佳境時，市場經(jīng)濟的大潮涌來了，一時間，周圍的朋友、同事紛紛“下海”。親朋好友都勸我“棄筆從商”，妻子也找來一大堆理由：“這么多年來，你除了編報紙，就是寫稿子，工資低，稿費少，你圖個啥?人家在家門口擺個煙攤都比你強!”

“就是嘛!”小兒子也在一旁幫腔，“爸，你寫了十幾年，還騎一輛破自行車上下班;我們班上幾個同學的父親做點兒小生意，人家摩托車都換了幾代了。”正在此時，經(jīng)商多年的妻弟從老家捎來口信：只要我愿意“下海”，他從成都幫我進一車貨，無償支持我。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和誘惑，我依然沒有“棄筆從商”。因為，我深深地懂得，人的一生中，有許多東西比錢更重要，我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。煤礦條件差，礦工社會地位低，礦工需要自己的《礦工報》，我更應(yīng)該用手中的筆，為礦工鼓與呼!

2000年3月10日，我擔任了《廣旺礦工報》總編輯。工作之余，我仍然堅持寫作，向各級媒體投稿?；厥淄?，我深知：不是稿酬多少的問題，而是自己的興趣愛好，人生的追求。